依靠“人口红利”发展即将耗竭

　　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什么？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说：“１９８２年－２０００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与总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ＧＤＰ增长的贡献到了２６．８％。换言之，我们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ＧＤＰ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最充分供给状态。

　　蔡日方分析，“我国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３年的增长率为９．１％，其中资本贡献了４．４％，劳动力贡献了２．３％，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贡献了２．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举足轻重。”

　　蔡日方认为，从东亚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恰恰是“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递减的速度，赢得了更长时间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

　　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会消失殆尽。在２０１３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耗尽，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届时，将面临着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衰退，以及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的各种挑战。

　　目前我国尚有低工资的优势，但中国的工资增长迅速，优势渐渐丧失。“未来可依靠什么？必须转变经济生产方式，利用生产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创造源泉。”蔡日方说。

　　开发“人口红利”与技术创新并举

　　蔡日方认为，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

　　蔡日方建议，由于具有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基数，若实现就业的更大化，还能将已有的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仍有红利可图；同时，调整人口政策，防止未富先老；发展教育培训，以质量代替数量，使得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劳动力优势，更是供给充足的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仍很丰富，制度性障碍限制了城乡劳动力流动，妨碍资源优化配置，消除障碍不仅有助于持续劳动力的供给，更大程度利用“人口红利”，资源重新配置还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做出直接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学院院长翟振武却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应当从依靠良好的人口结构（即人口红利）转为以技术的创新能力为主。“未来引导经济增长的元素里，是否还能期盼人口结构做出如此大的贡献？而且即使调整政策，人口结构是否能成为一个枣核形状？不能。故人口红利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终究会成为一个历史现象，调整政策延缓一点时间只是短期效应。从长期而言，需要依赖产业换代，依赖技术的创新能力，才可以‘长治久安’。”

　　宁要老龄化，也不要不充分就业

　　无论是依赖“人口红利”或技术创新来支持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中的老龄化问题是不可略过的重大挑战。“‘十一五’期间的人口问题对策将决定本世纪我国的人口结构，若搞不好风险太大。”人口计生委政法司司长于学军说。

　　“人口不仅仅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人口转变所产生的结构变化通过生产和消费对宏观经济和人口自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依赖于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王德文分析，“当经济起飞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应当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准备是化解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中国正在老龄化，而且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劳动力配置的过程。到目前为止，非农部门只吸收了全部劳动力的５５％，若要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完全就业需要创造出２亿甚至更多的工作岗位。“以高峰人口为１４亿计算，按照现在非农就业包括农村就业是９００万－１０００万人口，完全转移需要２０年至３０年的时间。”

　　樊纲认为，与失去“人口红利”的风险相比，不实现充分就业所引发的问题更严重。若要选择，宁可要老龄化的问题，也不要不充分就业的问题，老龄化是发展的下一阶段的问题，耽误充分就业的后果则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