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老徐和大学生小吴是两代人，从事不同行业，而劳务派遣却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同样的轨迹。派遣工与正式工付出一样的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生长于一样的土壤，却不知自己根在何处。

　　5年间，在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风浪中，越来越多企业尝到降低用工成本的“甜头”，劳务派遣也随之衍生种种手段：将职工的“工龄”清零、工作时间延长、报酬待遇降低……而劳务派遣的用工范围也从学历较低、年龄较大的劳动者，扩大到如今不分年龄、不分文化程度、不分专业素质……

　　派遣用工 涉及行业十分普遍

　　从底层劳动力到高端知识分子，从高龄员工到职场新人，从外企到国企，不正当的劳务派遣逐渐侵蚀到每一个角落。2011年，全国总工会《劳务派遣报告》显示，“有116家中央企业存在劳动派遣用工，占央企总数的89%，劳动派遣用工192万人，占央企职工总数的16%”。

　　在北京一些高校里，记者得知，使用劳务派遣工也是比较普遍，派遣工从事的岗位有行政、教务秘书、图书管理员等，其中还不乏硕士、博士学历者。“现实制度问题”研究学者李尚勇副教授说：“《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务派遣用工范围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规定存在漏洞，用工单位正是利用这一法律漏洞，在本该使用固定工、正式工的场合，使用派遣工，其实质是恶意掩盖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的真实劳动关系，逃避法定用工义务，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

　　2008年《劳动合同法》施行后，企业将面临的限制性条款陡然增多，而《劳动合同法》既没有对成立派遣公司的审批环节作以规定，也没有为可以使用派遣工的岗位划定明确的范围。最终，劳务派遣成了企业逃避法律约束的出口。

　　派遣公司 准入门槛低风险小

　　据了解，劳务派遣公司的准入门槛低，经营风险小，经代办中介运作即可开张经营。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小派遣公司也具有可观的利润。

　　此外，小派遣公司一旦被劳动者起诉，可立即“跑路”，改弦更张。如果因年检不过关，被劳动部门吊销《劳务派遣许可证》，来年只需重新注册一个公司，而成立一个新派遣公司的成本甚至比一次工伤赔款还要低。

　　2008年11月，本报报道的20岁派遣工谌轩因工伤失去右手一事，当时引发人们无尽的惋惜。根据派遣合同约定，派遣公司应当对谌轩的工伤负责，而用工单位只是负责协助和配合。事后，派遣公司与用工单位又订下一份协议：用工单位只负责为谌轩安装假肢，后续治疗及其工伤待遇全部由派遣公司承担。谌轩坚持不在协议上签字，“我不能同意，我不能把今后的生活寄托在几个中介人员组成的这家小公司身上。”后来，在多方协调下，用工单位与谌轩达成调解协议，一次性支付48万元工伤损害赔偿。

　　前不久，在回访谌轩的代理律师时，记者看到律师当时撰写的代理词罗列着“伤残补助金、辅助器具费、生活护理费”等仲裁请求，申请赔偿的费用总和远远超过48万。

　　“事故发生之后看到那样的情况，即便他承担不起代理费用，我也会为他代理下去。”贺律师介绍说，“仲裁委等各方都努力地参与协调，否则用工单位可能把赔偿责任完全推给没有支付能力的派遣公司，仲裁庭做出判决也会成为一纸空文。”

　　记者感悟

　　“劳务派遣”这层外衣让原本简单的劳动关系复杂化，用工单位借此“用人不雇人，雇人不用人”，百般逃避法律约束。因此，修改《劳动合同法》，限制劳务派遣制度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