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稳就业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积极就业政策已经进入3.0版。2007年以后，全球经济下行的同时几乎都出现了高失业率，唯独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说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趋势性变化。蔡昉判断，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础上，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他建议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并通过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这样，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强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认为，稳就业要处理好几方面关系。一是与投资的关系。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进行。第二，稳就业仍然要把创新放在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第三，在就业、工资、社保三者当中，就业是第一位的，可以适当缓调更低工资、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要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第四，要处理好城镇就业和农民工就业的关系。

　　稳金融：金融体系应有所转变

　　在稳金融方面，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金融体系也应有所转变。首先，利率市场化很关键。第二，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很重要，但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第三，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实际上实体经济对它们是有需求的，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稳投资：投资空间依然很大

　　在谈及稳投资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一是我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二是债务杠杆不断攀升，三是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四是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王一鸣认为，稳投资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扩大投资不等于放水。还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此外，要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表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一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体制上也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是长期性的措施。还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支出、货币供应、利率、税率等。在樊纲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但需求侧的调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变成“大水漫灌”。因此，中央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负责，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地方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地方建设，宏观调控需要中央负起全部的责任，需要在热的时候压、冷的时候托，进行双向、逆向调节。

　　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看来，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完整性”这个概念，要更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汪同三认为，要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第一是需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第二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汪同三表示，降税仍有比较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减税降费措施与世界经济趋势相吻合。减税的同时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解决财政收入的减少有两条路，一是增加赤字，另一个是减少财政支出。现在更重要的是去研究如何在降税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