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及未来一个阶段，货币政策应以实现稳增长、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为主要目标，同时配合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平衡和兼顾诸如稳定汇率、资本流动等其他相关需求。而稳增长是货币政策的着力点。货币政策应在美联储可能进一步加息的背景下，坚定地以国内目标为主。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不能无节制地满足其融资需求，在保持松紧适度的同时，优化流动性流向，防止在治疗旧问题的同时又因“大水漫灌”或流动性支持不合理而产生新问题。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市场上呼吁放松货币政策，加大力度进行逆周期调节的声音增大。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货币当局有必要处理好稳增长与减缓外部压力之间的平衡，把握好货币政策向松调整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控管好信贷资源的流向以稳定各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同时，货币政策也要对调整中可能产生的汇市股市联袂波动风险予以高度关注，采取相应举措有效加以控制。连平认为，总体来看，货币政策应以实现稳增长、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为主要目标，同时配合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兼顾好诸多相关需求。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适度降低准备金率有一定的操作空间，也有助于释放表内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而降息的积极影响则可能较为有限应相对谨慎。

　　货币政策偏“松”要求货币当局处理好多种平衡

　　《经济参考报》：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挑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货币当局如何演绎2019年的货币政策，令世人瞩目。那么，在您看来，2019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将如何调整？

　　连平：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内去杠杆政策以及周期性因素和结构转型的叠加影响，国内经济存在明显下行压力，需要货币政策加以松动进行逆周期调节。国内经济增速由2017年的6.9%回落至2018年的6.6%。2019年欧盟和日本经济没有可以乐观的理由，美国经历一个阶段的加息同时减税效应明显减弱，经济增速可能出现一定程度放缓，有可能从2018年的约3%降为2019年的2.5%左右。而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惯性可能在2019年一季度就会明显体现出来。此时稳增长自然就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稳健货币政策偏“松”调整就显得十分必要。

　　《经济参考报》：一旦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偏“松”调整，势必引起国际和国内的连锁反应，比如利率水平下降，杠杆率回升等，对于货币当局来说应该处理好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连平：货币政策偏松调整毫无疑问会适度增加国内宏观流动性供给，导致利率水平下降，但美国仍处于加息周期。尽管经过一段时期的加息之后，美国的利率水平已经到达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定义的利率中性区间下端，但美国还需要至少两次加息才能使得其利率水平到达利率中性区间的中端水平。目前中国国债不同期限的品种到期收益率与美国相比已经出现“倒挂”或即将出现“倒挂”。例如中美两国1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2.57%和2.45%，两者已经十分接近。而中美两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在美国长期增长存在放缓预期后有所下滑才维持住中美10年期国债之间约50bp的利差水平。该利差在2018年曾一度收窄至20bp左右。毫无疑问，美联储进一步加息，而中国货币政策进一步偏松调节的话，中美之间更多的利率会出现“倒挂”。中美利差收窄必将带来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的压力。因此，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货币当局有必要处理好稳增长与减缓外部压力之间的平衡。

　　2017年以来推行的去杠杆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现政策方向已转变为稳杠杆。经历去杠杆调整期之后，2018年整体杠杆水平开始降低。部门杠杆率由2015年底的56.9%降至2017年底的36.2%。考虑到2018年财政政策力度较前两年没有明显加大，预计部门杠杆率2018年仍有可能下降。除居民部门受过去一轮房产热影响杠杆率大幅上升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水平都不同程度下降。2018年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率为56.8%，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9.1%，下降1.6个百分点。而2016年底开始的金融去杠杆和监管加强，导致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水平明显回落。以银行为例，资本充足率由2016年底的13.28%升至2018年三季度的13.81%。从资本充足率的角度看，银行的杠杆率水平似乎改善不多。但考虑到表外融资的大幅收缩，银行业实际杠杆率下降要比资本充足率所反映的幅度要大很多。

　　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政策积极引导增加对实体企业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这很可能会带来全社会整体杠杆水平的回升。如果大量信贷资源按照政策引导的方向进入企业部门，一段时期以来相对稳定的企业部门杠杆率可能会相应上升。尤其是在金融传导机制不畅的条件下，增加投放的流动性如未按预期流入实体企业，而是较更多地流入楼市，则对经济运行是不利的。因此，有必要把握好货币政策向松调整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控管好信贷资源的流向，以稳定各部门的杠杆水平。

　　当然，稳杠杆不应机械地认为杠杆率不能再有丝毫的上升，而应有适当的容忍度，理性地允许杠杆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而不出现明显的趋势性上涨。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达有很大不同，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债务债权结构与发达也有很大不同，尤其是与美国有很大不同。不加区别地、机械教条地国际比对他国与我国的杠杆率水平显然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