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市里举办的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职工安置工作座谈会后，华北某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李子凌把进度安排写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7月31日之前，完成实名制信息统计和录入；10月31日之前，指导企业出台职工安置方案；11月30日之前，所有去产能企业把安置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

今年4月，人社部、发改委等七部门出台《关于在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过程中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的意见》。随后，各地陆续启动去产能职工安置工作。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不久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10月底，钢铁行业已提前完成4500万吨的全年去产能目标任务，煤炭行业去产能2.5亿吨的全年目标任务有望提前完成。随着过剩产能的退出，人往何处去成为焦点和难点。

涉及企业点多面广开发新岗位有难度

李子凌所在的市是一个能源资源大市，去产能职工安置的任务比较重。这半年多来，李子凌忙得焦头烂额。如今已接近年底，有的任务已经完成，有的工作正在收尾。

“我们市需要安置的职工人数不是个小数目。这些职工基本上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每个职工背后就是一个家庭，影响面大，必须妥善安置。”李子凌说。

去产能涉及企业点多面广、安置职工任务重，是很多地方需要面对的难题。“未来5年，山西省将化解煤炭过剩产能1.34亿吨，去产能煤矿148座，覆盖全部大型煤炭集团，涉及11个市和所有的主要产煤县。”山西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副处长贾新明告诉记者，“5年内，山西省煤炭行业将分流安置职工11.8万人，涉及职工人数占全省煤炭行业从业人员的1/10。”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为了消化去产能涉及人员，各地各企业结合实际情况，推出了多条安置渠道，比如内部转岗、劳务输出、带薪培训等。多条举措齐头并进，使得分流安置有序推进。

但受经济下行的影响，新岗位的开发难度增大，为职工转岗分流增加了困难。

在辽宁省，即便是一些劳动力密集行业，新增就业人数也大幅度减少。“今年上半年，我省住宿和餐饮业、仓储运输和邮政业、房地产业新增就业人数同比分别下降61%、45%、32%，给去产能职工转岗分流带来了压力。”辽宁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说。

在煤炭大省山西省，一些煤炭企业转型发展滞后，新项目的就业容纳能力不强。“近年来，山西省煤炭企业注重转型发展、多元发展，着力上马了不少非煤项目，但很多项目对分流安置贡献有限。”贾新明告诉记者。

分析其原因，贾新明说，延伸和拉长产业链的煤化工、煤转化项目，所需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与煤炭采掘不同，煤矿原有冗员难以通过短期培训适应新产业岗位；多数服务业项目尚处于产业培育期，效益难与辉煌时煤炭行业相比，人员收入与煤矿职工收入期望差距不小；受“煤老大”思想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转到服务业。

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刘燕斌认为，去产能、稳就业任务艰巨而复杂，是一场必须打胜的攻坚战，必须想方设法开发新岗位，避免失业、促进就业。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中国特色积极就业政策4.0版，这个政策的更大亮点就是把鼓励创业和促进就业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为了拓宽安置渠道，应支持企业参与‘双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结构、产生新动力、取得新效益。同时，鼓励转岗分流职工创业，对有创业意愿的职工提供创业培训、创业指导、项目咨询和跟踪服务，不断创造新的就业空间。”刘燕斌说。

民企的大门不好进独立工矿区是难点

李子凌没有想到，去产能职工实名制信息采集工作启动后，自己竟然在一家企业碰了钉子。

这是一家钢铁行业民营企业。老板明明白白地告诉李子凌：“分流多少人、什么时候分流，这都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了，我们自己会做好。”

李子凌遇到的这个难题，不少地方人社部门工作人员都曾遭遇过。今年以来，各地国有企业去产能职工安置普遍进展比较顺利，但一些民企的门却不好进，有的民企甚至成了职工安置的盲区。

“今年下半年，钢铁、煤炭价格回升，行业经营短时间内整体好转，更为部分民企的去产能职工安置工作增加了难度。”李子凌告诉记者。

谈到这个问题，河北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处长陈晓坡认为，很多民企是中小企业，对市场反应敏感，容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但用工量并不小。“必须全面准确地搜集这些民企去产能职工安置的数据，将其纳入失业风险预警范围。否则，一旦企业经营不善，或者市场行情走低，大批劳务派遣工、临时工、农民协议工等将面临被清退的风险，可能会产生一系列比较棘手的劳动纠纷。”

这类民企的工作如何做？李子凌表示，不能因为吃了闭门羹就真的对他们不管不问了，还是要多到这些企业去，帮助企业主算长远账，把政策讲清讲透，把服务送上门。“哪些民企参与化解过剩产能，安置职工的人数有多少，我们要做到表上有账、心里有数。对符合条件的民企，还可以落实奖补资金。”

除了部分民企，独立工矿区企业的职工安置也是一大难题。

记者在山西、河北、辽宁等省份采访时了解到，这些地方均存在不少独立工矿区。这类生产生活区长期以煤炭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以矿工及家属为居民主体，远离市、县主城区，经济社会功能相对独立。

“一个个独立工矿区就像是一座座孤岛。”辽宁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独立工矿区对煤炭产业依存度非常高，其他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弱，难以就地就近安置职工，职工子女及家属就业也是难题。”

山西省的这个问题尤其严重。“我省相当多的去产能煤矿位于独立工矿区，地处偏远，经济结构单一，服务业发展不充分，职工和家庭的各种困难相对比较多，分流安置的难度大。”贾新明说。

山西省人社厅经过调研后提出的对策，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思路。他们提出，由省属七大煤炭企业集团出资成立股份制劳务公司，引导就业人员走出矿区、走向市场、走向社会，通过劳务输出实现异地就业。

“我们将对分流职工、职工子女、返矿高校毕业生等，进行分类培训和组织化劳务输出，由劳务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建立稳定的社保关系。”山西省人社厅厅长白秀平说，“此外，还将搭建统一的异地就业管理服务平台，与输入地劳动力市场对接，为劳务输出人员提供跟踪服务。”

奖补资金可以适当倾斜相关部门应多协商沟通

钱从哪里来，是去产能职工安置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为了减轻企业的经济压力，中央财政设立了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国有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工作，也可统筹用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职工安置。今年，这项奖补资金达1000亿元。

记者在多个地区调研时了解到，化解过剩产能企业在职工安置方面要花钱的地方比较多，主要包括：为退养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费、发放基本生活费，以及退养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费；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和工伤保险待遇；清偿拖欠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等历史欠费；弥补行业企业自行管理社会保险收不抵支形成的基金亏空，以及欠付职工的社会保险待遇等。

提及奖补资金，山西焦煤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建议，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任务重的集团企业给予重点支持，由集团企业统筹使用奖补资金清偿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等，并对接收分流职工的企业适当补助。

“经济持续下行以来，大量煤炭企业效益下滑、负债率高企、现金流缺乏，在不同程度上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费。”说，“为了使被安置职工的生活不受影响，应该尽量减少奖补资金从申请到划拨的程序，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由地方先行垫付。”

一些资源型和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及资源枯竭老煤矿也希望得到更多资金扶持。这些地区的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行业在经济中占比很大，许多其他产业也是钢铁、煤炭产业链上的延伸产业，经济对过剩产能行业高度依存。近年来，钢铁、煤炭等行业持续低迷，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发展。

江西省萍乡市就是其中一例。“萍乡市的一些去产能企业长期亏损，职工权益严重受损，分流安置任务重，安置成本高，资金缺口大。地方财政难以配套足够的资金用于支持企业转型发展、安置职工、组织开展技能培训等。”萍乡市就业局局长闵绍荣说。

遭遇类似难题的还有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该集团本埠煤炭资源濒临枯竭，企业经营步履维艰，亏损较为严重。在本埠4个煤矿中，有3个煤矿将在两年内因可采储量不足停产关闭，将有1.3万名职工无活可干，与之配套为煤矿生产服务的辅助单位也将无法存活。

根据人社部今年年初发布的数据，今年全国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涉及180万名职工的分流安置。其中，钢铁系统约50万人，煤炭系统约130万人。

山西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副调研员侯勇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把1000亿元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平均分配到180万名被安置职工身上，每人不到5.6万元。现在一些企业矿工的平均年薪在10万元以上，2015年山西省采矿业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也达到了58198元。如果只靠中央奖补资金，一个人五六万元很难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当然，这笔平均账只是算算而已，在实际操作中，中央和省级专项奖补资金肯定不能平均花，而要向一些地区和企业倾斜。”侯勇梅说，“应当注意的是，所谓奖补资金，其用意毕竟是奖励和补助。职工安置所需的主体费用，应当由地方财政、企业和所属集团公司筹集。”

走访企业时，李子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的企业安置职工人数不算多，得到的奖补资金却很多；有的企业安置人数较多，奖补资金却没多少。

“假如有家企业需安置100人，奖补资金1000万元，可能花不完；有家企业需安置1000人，奖补资金只有100万元，那就是杯水车薪了。”李子凌告诉记者。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奖补资金主要跟去产能任务挂钩。“表面上看，去产能吨数多的企业，需要安置的职工也多。但实际上并不是每家企业都如此，因为不同企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有高有低。比如，有的企业一名工人年产煤300吨，有的企业一名工人年产煤600吨，这两个人实际上拿到的资金就会有悬殊。”李子凌说。

记者在调研时发现，不少地方存在这一问题。

陈晓坡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地方的各相关部门没能建立起有效的动态沟通机制。“职工安置涉及好几个部门。单说奖补资金，发改委安排去产能任务，财政部门管资金，人社部门负责安置职工。如果缺乏有效协调，就容易出现资金落实不合理的现象。”他告诉记者，“各相关部门不能各扫门前雪，而应建立信息共享和动态协商机制，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类问题。”

分流职工需转变思想观念转岗倒逼更多人参加培训

面对行业陷入低迷的大趋势及企业作出的分流安置安排，职工的心态并不一样。

经过慎重考虑，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白家庄煤矿工人王冲，决定参加白家庄煤矿成立的技术服务团队，到某民企托管一家煤矿。“整个行业都不景气，早点分流安置对企业和职工都好。”

但也有一些煤炭职工不愿挪窝。李子凌说：“在煤炭‘黄金十年’，职工工资很高，福利待遇优厚，子女就业、医疗和养老等都由企业负担。从‘黄金十年’走出来的工人，往往对未来工作和生活有着较高预期，这为分流安置增加了难度。”

贾新明认为，相关部门和企业应该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合理调整预期。

为了安置职工，各地各企业结合实际，推出了多条就业渠道。此外，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之内、再就业有困难的职工，可以实行内部退养。如果想就业而通过市场渠道找不到岗位，还有开发的公益性岗位托底。

“河北省针对去产能职工安置出台了7个配套文件。现在，扶持措施和援企稳岗等政策已经相当完善了，差不多在企业的每一条安置渠道上，都会提供相应的扶持政策和精细服务。”陈晓坡说，“政策完备之后，具体工作开展得如何主要看两点：一是职工的转岗意愿怎么样，二是企业和职工能否用活、用足、用好政策。”

有一种观点认为，钢铁、煤炭行业的职工普遍年龄偏大，是导致安置工作不好做的一个原因。

根据今年山西省煤炭行业去产能职工实名制数据库已录入的人员信息，41-50岁占33.5%，51岁以上占17.81%。在江西省，萍乡矿业集团职工平均年龄47.6岁，46岁以上职工占应转岗分流总人数的88%。

但也有人认为，所谓年龄大，其实并不是问题。某省人社厅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由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2015年的76.34岁，拿“4050”人员来说，就是女1976年、男1966年之前出生的人，其中很多人尚且年富力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岁数多大，而在于这些人是不是缺技能。对没有技能的人要加强培训，落实好相关政策。”

侯勇梅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大量职工需要转岗分流，另一方面，企业仍然欠缺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转岗分流可以倒逼职工参加培训，学习技能。只要有一技之长，到哪儿都吃香。”

贾新明认为，去产能不只是关掉一些矿、压缩产量、减少用工量就行了，去产能只是手段，根本目的是促进钢铁、煤炭行业结构优化、提质增效，实现扭亏脱困升级和健康发展。“去产能企业应该通过培养技能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浴火重生。”

后续服务要及时跟上安置方案效果应评估

出台职工安置方案，是去产能职工安置工作的“终点”吗？

李子凌说，安置方案确实很重要，按照要求，方案应明确涉及职工情况、职工分流安置方式、劳动关系处理、经济补偿支付、偿还拖欠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职工安置资金来源渠道、促进再就业等内容，拟定方案时必须慎之又慎。但方案出台后，后续工作还有不少，最基本的，要了解被安置职工的反馈，看看他们在新岗位上干得怎么样。

山西省就业服务局就业援助处副处长张永莉认为，人社部门应该针对安置方案的实施效果建立评估机制，要验收职工安置情况，不能让安置方案成为“烂尾工程”。

“建立方案实施情况的评估机制，对安置工作及时验收，不但能看出某家企业的安置方案落实得怎么样，还能为其他企业职工安置提供经验教训。”张永莉说，“方案进入实施阶段之后，人社部门后续的就业创业服务也要快速跟上。职工有没有新需求？帮扶政策是否落实到位？这些都要弄清楚。”

日前，原萍矿集团黄冲煤矿电工刘波通过招聘会成功找到合适的工作，其妻子露出了笑脸。（杨峰 王宝杰 赵祥昆 黄晓云 赵文）